编者按: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充分发挥他们专业优势,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

当前,我国社工行业发展现状如何,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从本期开始,民主政治周刊推出“关注社工”系列报道,通过倾听社工心声,借鉴他山之石,问计官员学者,以期让社会工作走进大众,推动社会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孙茜:学习着 憧憬着

“在没有接触这个专业之前,‘社工’这个词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职业的代号而已。但现在,我深信,它是一种信仰。”孙茜,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个接受了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训练将近6年的女生这样说道。

6年来,孙茜与社会工作专业一起经历了许多,尤其是非常骄傲和兴奋地看到这个专业得到了壮大和发展。据孙茜介绍,早在1987年,民政部就和北京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议,决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这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内地开始恢复,社会工作专业化教育和本土化研究的序幕缓缓拉开。

2006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孙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加入到这一充满热情和活力的新生队伍中。随着2008年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在全国各地举行,社会工作职业化迈向新阶段,孙茜也在2010年如愿获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的职业认证资格。她回忆:“当时拿着那本资格证,就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就觉得和同仁们一起,迎来了社工的春天!”

2009年,根据国家政策,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33所高校获准成为首批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试点单位。此时,临近本科毕业的孙茜又果断地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并于次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成为第一批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中的一分子。

“两年来,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都对我们倾注了很多心血,从理论培养到实务训练,他们都仔细研究,严格把关,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们提供最好的资源。”孙茜对这份学业倍感珍惜,尤其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细细体会“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专业价值观的内涵。

2011年冬天,她接触到一个需要关注的群体——孤独症儿童。那是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与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合作项目,旨在了解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和家庭教育情况。“通过项目调研,我深刻体会到一个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和使命。”孙茜回忆起来,情绪仍然激动:“当我们快结束调研的时候,有几位家长紧紧抓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肯来!知道你们来,我们非常开心,就像生活在阴影里的人,好不容易看见了阳光。看见你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人管了,孩子有人管了。’”

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感让孙茜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工作当中。她说:“每一个项目,每一次调研,每一个活动,我们都能接触到不同的群体。尤其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我们都能深刻感受到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作用。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真正的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我们深感欣慰。”

如今,硕士即将毕业,孙茜希望能够继续活跃在社会工作战线上,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是有激情、有梦想的人。相聚在一起,是熊熊的烈火;散开来,是满天的星光。我希望将我的生命燃烧,用我最大的热情去帮扶需要帮助的人。”(记者 张 洋)

江西万载社工敖表斌:奉献着 幸福着

前些天,记者在江西省万载县白良镇廖杭村社会工作服务站见到社会工作者敖表斌时,他与村委会主任喻松生正从农户家回来,准备组织每月例行的电影与科教片活动。

每天8时许,敖表斌就骑着电动车来到村里。他的很多时间花在了解村里的情况,和喻松生上门慰问困难户,然后组织开展诸如关爱社区儿童、为“老表”提供致富信息与技术、解决部分留守妇女的实际困难等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要将各项活动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进行梳理与总结,并留存文档。

2011年6月,敖表斌参加江西省“村官”招考,并幸运地被录取。作为万载县18名录取者之一,9月30日他被安排到白良镇廖杭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工作,开始自己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作为南昌航空工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2006年的毕业生,敖表斌十分珍惜这次机会。除了能够致力于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因为他就是万载人,可以效力桑梓。

他酬志满怀,准备大干一番,然而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一个下马威。当天,他陪同村委会主任去调解一起亲属之间的宅基地纠纷,然而,由于当事人积怨较深,调解未果。次日,当事人还发生肢体冲突,引来派出所的干预。

这件事对敖表斌刺激较深,他感叹自己专业技能还要进一步加强,同时要尽快融入到自己所服务的廖杭村,以自己的诚恳取得乡亲的认可,为他们办实事,做力所能及的事,与乡亲们交朋友,甚至成为亲人。

让小敖感到欣慰的是,村委会主任喻松生十分重视和支持社会工作。喻松生本人就通过全省考试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资格证书。此外,县里、镇里的领导也比较关心敖表斌的工作,经常深入廖杭村嘘寒问暖,无形中也促进了他的工作。

刚来村里那会儿,乡亲们对小敖不了解,态度也很冷漠。经过近半年的走村入户,大家也逐渐接纳了他。小敖依托村里的老年协会,组织开展了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每个月至少放一次电影和科教片。每到放映日,社区广场上的人都满满当当,大家像过节一样,在一起有说有笑。每到此时,小敖内心有一种成就感,感觉特别开心,自己的劳动,值!

小敖坦言,其实,他是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首先是“村官”,同时兼任社会工作者。按照国家政策,他每年有1.8万元的工资,两年后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转事业编。面临这两种可能的选择,他表示,无论如何,他都会继续关心支持廖杭村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看似细小,但的确可以很好地解决老百姓的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敖表斌认为,目前有些地方的社会工作暂时未开展起来,需要国家从政策、经费,以及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等方面进行推动。(记者 任江华)

广东深圳社工黄俏:需理解更需尊重

从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黄俏来到深圳,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今年已是黄俏工作的第二个年头,谈及工作,她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助人自助”是黄俏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助人就是帮助有需要的群体,而自助一方面是帮助自己,在助人的同时有收获、有学习、有反思;另一方面则是求助者自身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是他们在困难时期的一个拐杖,真正的人生之路还要由他们自己来走。”黄俏说,我们的服务应该更多是从求助者的需求出发,而不是“饿了就给面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像黄俏一样的社会工作者。“你们不是义工么,为什么帮助别人还给发工资?”“你们这个工作看着不错啊,我有时间能不能也来干社工?”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甚至有时就连案主(受助对象)也不能很好地配合黄俏的工作。

在黄俏接触的案主中,有一位30多岁的单身女性,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且心智不健全,一直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常年在家。双亲离世后举目无亲,生活陷入困境。在刚开始的一个月里,社工中心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她宣称自杀的威胁电话和短信,但每一次都是“狼来了”。黄俏渐渐感觉到,案主需要的是关心和鼓励。于是,她拿出最大的耐心,向这个心智相当于八九岁孩童的受助者讲解很多生活小事,包括如何看待别人对自己的非议,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处世态度等话题。这样的谈话每周一次,每次将近一个小时。在鼓励的同时,黄俏还介绍她参加活动、寻找朋友。目前,黄俏已经帮案主联系到一个培训班,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了。

黄俏虽然已是一名“老”社工,按工龄算下来,一个月税前也只有3800元的收入,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收入显得有些微薄,黄俏租住的房子一个月租金950元,衣食行等生活开支要将近2000元,算下来黄俏一个月的积蓄并不多。

“问100个社工,100个社工会对自己的工资不满意。”黄俏反映,现在社工的薪酬机制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深圳市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标准是2007年制定的,而生活成本上涨,社工工资却不能“水涨船高”。虽然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上增加了财政预算,但这包括所有活动经费、保险等费用,单位还要抽取一部分管理费,真正到社工手上的收入并不多。

本科时期黄俏的专业有60个人,现在只有3个女生真正成为了社会工作者。尽管如此,黄俏仍然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十分必要。“现在我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其中出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需要社会工作者来帮助解决。”黄俏表示,她将继续从事社工工作,并且为之付出更大的热情与耐心。(王可佳)

上海社工姚树梅:是职业 也是公德

自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以来,姚树梅从事社会工作已经9年多了,一直从事长者院舍照顾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会工作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人生的使命,只有用一颗最真诚的心去帮助,去服务,才能做好。”姚树梅的服务对象多是年迈的老人,他们的子女白天上班,晚上应酬,很难有时间回家陪伴他们,而社工的陪伴与照料,缓解了这一矛盾,也缓和了老人的孤独。同时,这些走过了人生大半辈子的老人,也会用他们一生的经历和财富来帮助社工成长。

刚进老年日托中心不久,姚树梅就遇到一次中心开展的中秋活动,并且代表社工上台讲话。“因为刚毕业做社工,在很多细节方面处理得还不是很好,也没有注意到,对老年人讲话的语速过快他们会听不懂。”姚树梅回忆,“当时,有位上海本地老人在会后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姑娘,你讲的,我一句都没听懂。顿时,我的心凉了半截,但这位老人立刻说没关系,并且又轻言细语的给我提建议,让我以后对老年人要有耐心,尤其是对行动和听力都较差的老年人,讲话语速要慢。”每每想到这些,姚树梅都很感动,这些老人的包容与鼓励,使她在助人的过程中收获信心,得到成长。

有时候,和其他社工一样,姚树梅也会遇到诸多的不被理解。“有的老人吃饭有自己的习惯,不喜欢和其他人共用餐具,而当时我们的食堂是和旁边的残障人士共用的,有两位老人当即就不吃了,并且离开了中心。当时我们觉得特别为难,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在老人不来中心的日子,我们都会打电话去问候他们的近况,慢慢地老人的情绪缓和了许多,并来中心主动找到我们谈这个问题,老人说自己的生活习惯希望得到尊重和理解,但也会理解和支持社工的工作,这样中心才会更和谐。”姚树梅表示,和老人关系的相处并不复杂,老年人在得到年轻社工帮助的同时,也在帮助着年轻人。

“其实,这种不被理解的情况更多地存在于和合作方的关系处理上,多数服务项目的资助方是政府、企业、基金方等,它们与我们的理念有时相差甚远。”姚树梅说,“有时资助方给我们打电话,刚好我们去为老人做服务了,电话无人接,他们便会以为我们拿着钱干私事。”对此姚树梅觉得挺无奈,“社工工作是根据社会发展兴起的,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便利,力量虽薄弱,却不可或缺。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同时,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薪金。”姚树梅说,现实中,社工的薪酬待遇普遍偏低,这也是社工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有时拼不过现实,只能低头,另谋高薪职业。因此,姚树梅希望国家出台有利于社工发展的相关政策,让政府的补贴能真正落到实处;媒体也应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让大众对社工有所了解,感受到社工的服务“不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份公德。”(兰 颖)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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